奇方偏方秘方等之琐谈
过去读《红楼梦》，见贾宝玉为林黛玉开药，开出一副古怪的方子，其中主要的药是古坟中富贵人头上戴的珠子。贾宝玉小小年纪，居然精于方药，这当然是小说家曹雪芹给他的本事。据红学家们讲，读《红楼梦》就是读百科全书，你想知道的知识，里面都有，如果不信，你试读一下里面的菜肴，马上就能够知道茄子怎么做得不像茄子，从而拥有广博的烹调知识。至于“政治家看见排满”云云，那自然是要让热衷政治学原理的人去读了。我自己则很想从《红楼梦》里读出医学来，但贾宝玉的药方却让我怀疑医学必不能像做鸡汁茄丁那样简单。怀疑的理由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
考真珠(珍珠)入药，并不奇怪，真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可知是常用药物。但用古坟里死人头上的真珠，总是有点出奇了。《本草纲目》的著者李时珍也特别说明：“凡入药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以人乳浸三日，煮过……”似乎李时珍的时代，医家一般都要用死人头上的珍珠，功效大概比新鲜真珠强。贾宝玉一定读过李时珍这部士大夫人人皆读的药典，但从治疗林黛玉“先天生的弱”这种内症来看，未必照搬药典，而是独出心意。“医特意耳”，贾宝玉不但懂得，而且还是长于创“意”的主儿，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阴气太重，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淫了多年阴气的珠子做主药，才能以阴化阴。不要以为贾宝玉随便说着玩，他对林小姐可不敢乱来，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话当真呢。合成这副药，按说在贾府是没问题的，但林小姐是否服它，小说未作交代，我们也不必追究。
倒是联想到南朝医人徐嗣伯类似的故事。《太平广记》描写徐嗣伯，也是一个善于用坟墓中物作奇方的人：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瘀，积年不瘥，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边腐缺，服之即瘥。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蚍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瘥。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瘥，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瘥；石蚍者，医疗既僻，蜕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
看徐氏药方之奇，贾宝玉却又有大不如了。说起来名医不容易做，但如徐嗣伯却有何难哉，只要把死人枕拿来反复使用就是了。徐氏的时代，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谈之风早已吹进了医学，所以医人中像徐氏论药这般玄论，正是彼时的一种时尚。医学向玄理方向演变，恰恰需要徐嗣伯这样的人的推进；而药之一道至此日渐背离了它的固有物性，超出人们的常识和知性范围，变得奇异玄深了。当然奇方之出，实际上并非哪一个医家的事，而是整个时代思维方式怪异化的反映。与当时整个文化上的“志怪”(如《搜神记》等)思潮相联系，医药之异，显然代表了其中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由此，要说到南宋一部医著——张杲的《医说》。东晋、南朝以后，医学的发展从技艺角度审视，尤以药方学为显著，唐孙思邈将药方之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宋代则是药方学总结时期，官方和民间医人的医方著述将前代方药搜罗殆尽，这中间的收录，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徐嗣伯式的奇方在内。时间上稍晚一点的《医说》，就是私人著述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据为《医说》作序的罗顼讲，著者“喜观书，五十年间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必记之”，可知这部书的博洽，所谓“博采传记，考古援今，远追昔人素书之遗，近质当世谀闻之妄，推见至真，开悟后学，纪次殆千余条，或由梦感，或与神通，积众口已效之传，而病症方论若合符契，略无一事抵牾……”正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有关奇方的记述也特别多，几乎随处可见，夸张一点可以说集中了前代迄于宋中国所有的怪医怪药。老实讲，读这部书的感觉真像读一部传奇，爱看，却做不到整襟肃容，反而每每有一种游戏感。张杲与他的伯祖、祖父、父亲三世为医，他的伯祖又师从过北宋著名医人庞安时，到张杲时据传对医理更加精通，所以他同时的友人与弟子后学，都以“勤于医心”、“尽于医理”这些话来称许这部《医说》的严肃性。而我们的感受却与之不同，大约我们的好奇心太强了。
罗顼在他的序中以著者友人的身份申明：
医家之书，本之以《素问》、《灵枢》，广之以《难经》、《脉诀》，而药之君臣佐使咸萃于《本草》，世固不外是而为医也。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沉疴，则必相与惊异，以为昔人所未到。自明者观之，其不有似于背水阵乎?故余知是书之有益也。
推敲罗序的意思，原来这部书记述历代医学事迹的目的，即要在经典医书之外特别补述医之为奇为异者，而医之一道，也就存乎奇方异法的运用之中。这部书所能起到的效果，在当时阅读者那里已经得到证实，同为南宋人的徐杲读过后说：
余曩读《千金方》间遇一二奇证，扣诸医莫能识疑，蓄既久，因念华佗不世出，将终无所质究。及……得张君季明所谓《医说》者而阅之，于是前者之疑，涣然释，豁然悟而且叹曰，是说其有济于世也博矣。
至于这部纪奇说异的书对世人究竟有多大教益和帮助，只有罗顼与徐杲知道。但《医说》对我们的阅读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估价它的作用，而在于了解它纪述和论说医药的观点立场。当我们以传奇的眼光对待它时，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部书理论背景上的虚拟性和未知性。这并不是指所有那些出自古今传记里的奇方异法都是伪造的，都不值得作为病症方论的参证材料，而是指那些奇方异法的背后，分明有一个按照中国阴阳学说建立起来的叙事结构和解释体系，正是它消解了医学理论的实证性而将其虚构化了。借助阴阳学说的理论，张杲关于前代医迹的纪述和论说，不可避免地进入“梦感”、“神通”之类不可知的玄思臆想当中，全书的主体便成为一部医学志异全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著述者的取舍，比如对于神仙服食之类的质疑与拒绝，显然在医学与道教神仙方术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张杲著述的时代，正是两宋理学兴盛期，他是以儒者自许的，他的医学观点当来自宋儒理学中的新阴阳学说，所以尽管他对神仙服食持否定态度，但并不妨碍他更加自觉地站在阴阳学说的立场上叙写那些奇异的医药故事。兹取一例，以资谈论：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妇人陈氏，抱异疾，常日无他苦，每遇微风吹拂，则股间一点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举体皆然，逮于发厥，凡三日醒，及坐有声如咳，其身乍前乍后，若摇兀之状，率以百数甫少定，又经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户，更十医弗效。医刘大用视之，曰，吾得其证矣。先与药一服，取数珠一串来，病家莫知何用也。当妇人摇兀时，记其疏数之节，已觉微减。然后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庙看，为邪所凭，致精彩荡越，法当用死人枕煎汤饮之，既饮大泻数行，宿疴脱然。大用曰，用毕当送还原处，如滞留，使人癫狂，盖但借其气尔。
又是用死人枕做药，你看巧是不巧，妙是不妙?“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
考真珠(珍珠)入药，并不奇怪，真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可知是常用药物。但用古坟里死人头上的真珠，总是有点出奇了。《本草纲目》的著者李时珍也特别说明：“凡入药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以人乳浸三日，煮过……”似乎李时珍的时代，医家一般都要用死人头上的珍珠，功效大概比新鲜真珠强。贾宝玉一定读过李时珍这部士大夫人人皆读的药典，但从治疗林黛玉“先天生的弱”这种内症来看，未必照搬药典，而是独出心意。“医特意耳”，贾宝玉不但懂得，而且还是长于创“意”的主儿，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阴气太重，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淫了多年阴气的珠子做主药，才能以阴化阴。不要以为贾宝玉随便说着玩，他对林小姐可不敢乱来，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话当真呢。合成这副药，按说在贾府是没问题的，但林小姐是否服它，小说未作交代，我们也不必追究。
倒是联想到南朝医人徐嗣伯类似的故事。《太平广记》描写徐嗣伯，也是一个善于用坟墓中物作奇方的人：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瘀，积年不瘥，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边腐缺，服之即瘥。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蚍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瘥。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瘥，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瘥；石蚍者，医疗既僻，蜕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
看徐氏药方之奇，贾宝玉却又有大不如了。说起来名医不容易做，但如徐嗣伯却有何难哉，只要把死人枕拿来反复使用就是了。徐氏的时代，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谈之风早已吹进了医学，所以医人中像徐氏论药这般玄论，正是彼时的一种时尚。医学向玄理方向演变，恰恰需要徐嗣伯这样的人的推进；而药之一道至此日渐背离了它的固有物性，超出人们的常识和知性范围，变得奇异玄深了。当然奇方之出，实际上并非哪一个医家的事，而是整个时代思维方式怪异化的反映。与当时整个文化上的“志怪”(如《搜神记》等)思潮相联系，医药之异，显然代表了其中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由此，要说到南宋一部医著——张杲的《医说》。东晋、南朝以后，医学的发展从技艺角度审视，尤以药方学为显著，唐孙思邈将药方之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宋代则是药方学总结时期，官方和民间医人的医方著述将前代方药搜罗殆尽，这中间的收录，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徐嗣伯式的奇方在内。时间上稍晚一点的《医说》，就是私人著述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据为《医说》作序的罗顼讲，著者“喜观书，五十年间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必记之”，可知这部书的博洽，所谓“博采传记，考古援今，远追昔人素书之遗，近质当世谀闻之妄，推见至真，开悟后学，纪次殆千余条，或由梦感，或与神通，积众口已效之传，而病症方论若合符契，略无一事抵牾……”正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有关奇方的记述也特别多，几乎随处可见，夸张一点可以说集中了前代迄于宋中国所有的怪医怪药。老实讲，读这部书的感觉真像读一部传奇，爱看，却做不到整襟肃容，反而每每有一种游戏感。张杲与他的伯祖、祖父、父亲三世为医，他的伯祖又师从过北宋著名医人庞安时，到张杲时据传对医理更加精通，所以他同时的友人与弟子后学，都以“勤于医心”、“尽于医理”这些话来称许这部《医说》的严肃性。而我们的感受却与之不同，大约我们的好奇心太强了。
罗顼在他的序中以著者友人的身份申明：
医家之书，本之以《素问》、《灵枢》，广之以《难经》、《脉诀》，而药之君臣佐使咸萃于《本草》，世固不外是而为医也。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沉疴，则必相与惊异，以为昔人所未到。自明者观之，其不有似于背水阵乎?故余知是书之有益也。
推敲罗序的意思，原来这部书记述历代医学事迹的目的，即要在经典医书之外特别补述医之为奇为异者，而医之一道，也就存乎奇方异法的运用之中。这部书所能起到的效果，在当时阅读者那里已经得到证实，同为南宋人的徐杲读过后说：
余曩读《千金方》间遇一二奇证，扣诸医莫能识疑，蓄既久，因念华佗不世出，将终无所质究。及……得张君季明所谓《医说》者而阅之，于是前者之疑，涣然释，豁然悟而且叹曰，是说其有济于世也博矣。
至于这部纪奇说异的书对世人究竟有多大教益和帮助，只有罗顼与徐杲知道。但《医说》对我们的阅读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估价它的作用，而在于了解它纪述和论说医药的观点立场。当我们以传奇的眼光对待它时，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部书理论背景上的虚拟性和未知性。这并不是指所有那些出自古今传记里的奇方异法都是伪造的，都不值得作为病症方论的参证材料，而是指那些奇方异法的背后，分明有一个按照中国阴阳学说建立起来的叙事结构和解释体系，正是它消解了医学理论的实证性而将其虚构化了。借助阴阳学说的理论，张杲关于前代医迹的纪述和论说，不可避免地进入“梦感”、“神通”之类不可知的玄思臆想当中，全书的主体便成为一部医学志异全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著述者的取舍，比如对于神仙服食之类的质疑与拒绝，显然在医学与道教神仙方术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张杲著述的时代，正是两宋理学兴盛期，他是以儒者自许的，他的医学观点当来自宋儒理学中的新阴阳学说，所以尽管他对神仙服食持否定态度，但并不妨碍他更加自觉地站在阴阳学说的立场上叙写那些奇异的医药故事。兹取一例，以资谈论：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妇人陈氏，抱异疾，常日无他苦，每遇微风吹拂，则股间一点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举体皆然，逮于发厥，凡三日醒，及坐有声如咳，其身乍前乍后，若摇兀之状，率以百数甫少定，又经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户，更十医弗效。医刘大用视之，曰，吾得其证矣。先与药一服，取数珠一串来，病家莫知何用也。当妇人摇兀时，记其疏数之节，已觉微减。然后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庙看，为邪所凭，致精彩荡越，法当用死人枕煎汤饮之，既饮大泻数行，宿疴脱然。大用曰，用毕当送还原处，如滞留，使人癫狂，盖但借其气尔。
又是用死人枕做药，你看巧是不巧，妙是不妙?“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